溯流而上: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

2018-07-06 作者:采集侠   |   浏览(200)

(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7日《南方周末》)

抗战期间,李约瑟在访华中发现,“在四川嘉定,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。” 说的是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。

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,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,但是,即使大地陆沉,也一定要浇开自己的花。

此文同样献给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它西迁师生——联大、浙大、同济、东大,等等——

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暗示。许多年过去了,当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看到这张老照片时,心中顿时生出一些长久的感动。照片上,一艘轮船正在前行,船舷边,两个年轻女子凭栏远眺。她们短发旗袍,面容优雅、沉静,像是在作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。然而,真相却很残酷:她们是遭逢战乱的学生。为了继续求学,不得不和学校一起,迁往遥远的异地。

武大学生乘船西迁途中。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80年后,顺着岷江的流向,我向南穿越了花团锦簇的眉嘉平原,前往三江汇流的那座古老城市——那也是两个年轻女子当年将要去往的地方:乐山。

身为四川人,乐山我自然去过多次。不过,这次却迥异于从前。这次,我是为了寻找那些远逝的足迹。汽车音响里,反复播放着一首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歌曲——当年,包括两个年轻女子在内的那些学生,他们都无比熟悉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,那是他们时代的最强音:

同学们大家起来,

担负起天下兴亡。

听吧大众的嗟伤,

看吧一年年国土沦丧。

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,

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,

我们要拼死疆场,

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!

目的地:乐山

1943年5月,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,会见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。送客人出门时,摄影师为他和教务长朱光潜、理学院代院长叶峤拍了一张合影。站在三人中间的王星拱神色严峻,略带忧郁。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。如果仔细对比十年前他刚从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长时的另一张照片,更叫人惊悸于光阴的疾速与韶华之易逝。

作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,乐山岁月无疑是王星拱记忆中最深刻最恒久的。

王星拱是安徽怀宁人,与陈独秀同乡。早年,他留学英国,习化学。学成归国后,与陈独秀过从甚密,并为陈主持的《新青年》撰稿。五四期间,在他和李大钊的掩护下,陈独秀得以逃脱北洋军阀的抓捕。其后,王星拱投身教育。1938年,武大即将离开武汉时,王星拱已担任校长四载有余,至于他服务于武大的时间,更是已有十年之久。

武大校园内的王星拱塑像。(张在军供图/图)

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,其前身为清末名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。自强之名,源于“自强之道,以教育人才为先”。逮其后,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学校、国立武昌师范大学、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。1928年,最终定名国立武汉大学。那一年,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,前往武大执教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日益彰显。敌强我弱,用空间换时间成为决策者的主要思路。因而,史无前例的西迁已是必然。比如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记里写道:“余决心迁移政府,与日本长期作战。将来结果不良,必获罪于余一人。然而两害相权,当取其轻,政府倘不迁移,随时受威胁,将来必作城下之盟。

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,自1937年南京沦陷后,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。为此,刚刚在珞珈之麓、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。

当整个国家最富饶最繁荣的东部、北部都向西部迁移时,如同浙大、清华、北大、南开、同济等大学一样,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、贵、川三省。

由王星拱牵头,武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,杨端六任委员长。多次派员实地考察后,武大决定迁往四川乐山。至于为何选择乐山,王星拱在给上级的呈文里总结了六条:

一、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;

二、地处成都之南,叙府之偏西。水陆交通,均称便利;

三、生物矿物,产蓄丰富,可资研究,以备开发;

四、民情风俗,颇为朴素,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;

五、公私建筑物颇多,其破旧者加以修理,即能通用;

六、地方深入内地,不易受敌机之威胁,学生可以安心读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