戊戌变法的另一面

2018-07-06 作者:采集侠   |   浏览(63)

资料图:张之洞。 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。以人而论,帝后王公,枢臣督抚,维新志士,悉被卷入,参与者仅主要人物即达百人以上,而又分属不同派系,各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,纠缠不清。以时而论,变法虽仅百日,酝酿却达数年,其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,峰回路转,波谲云诡,内幕隐情,至今难解。以地而论,政治舞台虽然主要在京城,但湖北、湖南、上海等地也有相当的表现,可以说是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。

传统的戊戌变法研究,主要以康、梁一派留下的记载为依据,描述变法的进程,划分人物的派系,分析失败的原因,构成了戊戌变法史的“正面”,几乎成了几代人的历史共识,而对列入后党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,以及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——如张之洞等人的史料,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,这让读者很难看到戊戌变法的另一面。究其原委,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者史才、史识的局限,史料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。

史料是记忆的载体,是还原事件真相的证据。在古代,受书写材料、印刷技术、交通条件和战争等因素的制约,许多重大事件留下的当事人的记载非常少。时代越近,史料越多,王安石变法就比商鞅变法留下的史料多,戊戌变法留下的史料又比王安石变法多得多,譬如“电稿”、“通讯”、“社评”,在有电报、报纸之前就没这种东西。

19世纪西式印刷机的普及,使得报刊、出版业日益发达,不仅造就了一批梁启超式的言论巨子,也使许多参与近代政治事件的官僚、士绅、政客、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档案,生前身后,多有文集、笔记、书函、回忆录出版,或经家人或幕僚选辑,以选集、专集、全集的形式出版,大量的奏折、公函、书牍、电稿得以保留,这些史料,以“浩如烟海”喻之,毫不过分。

现代史家的研究愈来愈像侦探办案,首先要竭尽所能搜集史料,为了探源辨伪,揭示真相,支撑论点,史料当然是越多越好。以张之洞为例,民初公众可以利用的已出版的史料,有张的幕僚许同莘所编《张文襄公四稿》《文雅堂集》,民国十七年,王树枬在此基础上增补编成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十五种二百三十一卷,但这部“全集”对某些原稿做了删节,对某些重要文稿又藏而不录,实系“选本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,河北人民出版社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沧州市的多位专家配合下,对《张文襄公全集》进行了订正和重编,历经五年时间,增补了近500万字的未刊文稿,编成十二册近790万字的《张之洞全集》,于1998年8月出版,这在当时被称为公众所能看到的最全的“全集”,但限于条件,许多佚稿仍未编入。

2008年11月,为纪念张之洞逝世一百周年,武汉出版社出版了《张之洞全集》,该书也是十二册,1275万字,共收录文献14453件,比1928年版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多7802件,比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张之洞全集》多3473件,被专家称为“世纪工程”,当是近年来最完备的“全集”。

即使出版社广搜博采,详加校勘,有关张之洞的档案,还是难免遗漏,很多私藏与研究机构收藏的档案,公众仍无缘看到。茅海建先生因工作之便,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“张之洞档案”,除编辑“全集”时所依据之原件和抄件,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,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所,另有一些该所历年购置、搜集的藏品,总计492函,内有两千多册以及数以千计的散页,其中有不少涉及戊戌变法的书信、电报的珍贵原件,为研究张之洞在变法时期的思想、策略和活动提供了新的证据。

《戊戌变法的另面: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,茅海建著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。 (南方周末资料图/图)

茅先生利用课余和假期专程由沪赴京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,做了大量的抄录和笔记,部分文稿曾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连载,后经整理,出版了《戊戌变法的另面:“张之洞档案”阅读笔记》,该书分为导论和六章、四十四节,四十九万字。

导论辑录了张之洞、康有为的交往以及上海强学会、《强学报》的一些史料。戊戌变法之前,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,曾与康有为有过接触。张对康的主张并不认同,对上海强学会也保持着距离。变法期间,由于康有为飞黄腾达,张与康歧见更深,在政治上已处于对立状态。见重于光绪帝,志得意满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在意湖北的张之洞,但张却对康在京城的崛起格外关注,在当时,虽然康的政治势力和能量远不及张,但受宠于皇上以至言听计从的特殊地位,提高了他的政治主张对变法方向和进程的主导作用,这不能不令张感到担忧,因此而作《劝学篇》,一面“非康”,一面顺应当时的变法潮流,虽然张的许多政策设计与康、梁相同之处,但不谙内情者很难区别张、康变法思想的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