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当中国人需要主体性的时候

2018-07-06 作者:采集侠   |   浏览(114)

《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农民主体性》

颜小芳著

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

“我”的存在,本来似乎是不必怀疑的。但是“我”并不直接引向主体,主体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天赋,而是我的意志和愿望达成的后果。如果我不能做自己的主,我因为各种原因受制于别人的意志,我就没有主体;当我不能自觉地用理性思考我自己的生存,因为各种原因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或行为,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主体。因此,我们周围大部分人,甚至包括我们自己,都没有完整的主体,但是我们有“主体性”,也就是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的主体。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,对“主体性”的要求很不相同,“主体性”关系到人在这世界上最根本的生存方式。

主体问题,一直是几千年哲学难以清晰解答的难题,而人类进步到今天,主体问题反而成为现代理论中最令人头疼,也是最引发争执的问题。儒家说“仁者人也”,是主体有,至少必须有;佛家说“人法皆空”,是说主体无。

系统的现代主体理论,说主体有,起始于17世纪起的欧陆哲学,那是理性主义的天下,笛卡尔首先提出了主体中心论的唯心主义,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方法很不相同,但是都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,以及主体完善的可能。这种对主体的乐观估计一直延续下来,变成胡塞尔的“主体间性”中的自我。而皮尔斯认为人本身就是符号,因为人的思想也是符号,而这个自我符号意义的实现,最终必须扩张为“探究社群”,逼近真相。因此,符号学应当是当今难见的“主体有”乐观派。

说主体无,也几乎同时发生,于今为烈:17世纪英国思想者开始对主体持怀疑论立场。从经验主义者洛克,到现代怀疑主义的创始人休谟,一直延续到逻辑实证论的罗素、维特根斯坦,都对自我持怀疑态度。此时欧陆哲学界也跟上来:尼采作为后现代的主体解体论的先行者,把主体看成是个“语法虚构”;到20世纪,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只可能是分裂的,阿尔都塞、福柯、布迪厄等人纷纷提出主体是外因构造的,不由人做主:社会,或意识形态。而近二十年则是德里达风行,他专心拆解从笛卡尔到胡塞尔的主体中心,坚持认为主体只是形而上学的幻想。

以上说的并非谈玄,而是我们每个人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:如果主体本来就是崩散的,待解构的,无法确定的,那么本来就无法得到,一切追求都是虚妄。假定在发达国家已经可以清醒地对待理性过剩,防止主体过分扩张,那么在当今发展中国家,个人面临的困境,主要表现为自我张扬不足。在这种时候,我们有没有必要跟着西方的解构主义立场,大谈主体的完整已经不复存在?

而且,更关键的是,如果我们把眼光从发达城市,东南沿海,大学校园,转向内陆腹地的广袤农村,转向从那里走进城市的打工仔行列,我们难道也对他们说:“主体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已经过时,因此你们不必去想如何建立主体性”?说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负责任,尤其对农村来的年轻人,他们正在克服重重困难,试图在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中寻找自己。如果哲学在此时能做的只是学舌西方时髦学术路子,重复他们批判西方传统的话语,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生存现实的蔑视。

因此,听起来玄虚的理论前沿问题,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迫切而现实的问题。本书作者有志于从学术上(也就是从根本道理上)解决这个问题,她的武器是主体符号学理论,她的分析对象则是“新时期”以来的描写农村青年的电影。这个解剖刀锋利,这个切入点鲜活。从《大河奔流》的慷慨高歌,到《人生》的无奈挣扎,到《老井》的困苦争斗,到《秋菊打官司》的奋力抗争,我们看到的是,守在几千年黄土地上的农民,主体意识在步步觉醒。

然后我们看到情景变了,舞台转了,这些农民的下一代走进了城市,他们成为城市不受欢迎的客人,但是客人终将成为主人,因为建设起这些繁华的城市的,是他们的双手。要做主人,就必须要有主体性,因此他们从《十七岁的单车》怨苦不言的少年,变成《世界》里不得不适应新天地的各色人物,他们也可能在《高兴》中无奈地找乐,但是一旦“成功”却也会发现《手机》时代并不一定是理想的世界。

所有这些,都是主体困境的符号再现,穿过所有这些电影场景的,是一如既往的那个农民之魂,在苦苦寻找自己在这世界上的意义。面对这个局面,主体符号学不得不回答最困难的问题是,自我如何能控制自己的形成?自我靠各种符号表意身份集合而成,而各种身份是自我的选择,只要控制自己的身份选择,自我就可以选择自我,但是进城务工究竟有多少是主体的选择呢?